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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1958年，出生于辽宁省岫岩县，至今，王朔也不愿讲他是北京人。相反，“我是东北人”这句话他却说得理直气壮，在他出生后不久，他便随著父母来到北京郊区的一个部队大院落户。在他居住的大院里，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志士，唯独没有北京人。王朔的理解是，可能那时北京这地儿参加革命的少。自我封闭的大院生活，使作为小毛孩子的王朔不知城里还有居民，以为那里除了商场就是公园。
这也怪不得他，最远他才到过北京的西单，见识也就可想而知了。上中学后，王朔搬进了城，朝阳门的城根下，他和北京的语言发生了直接的交流。在此之前，他对北京文化几乎没什么认识，北京的语言对他来讲是陌生的。由此可见，今天王朔的语言，跟“老北京”是没有渊源关系的，那是和北京的语言交流后形成的一种独具个性的语言，只能算新北京文化中的一支。
“调侃”，成为王朔语言是最大特色。而调侃本身则是一种不硬也不软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与其说王朔是把它当成了工具，还不如说王朔把它当成了武器，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小时候所面临的不是被尊重而是时时被侵犯。街头的流氓，严肃的老师，专横的父母都可以形成侵犯。你无力回击这种侵犯。但你也一定要采取一种自我保护措施。王朔选择了调侃，这样既能化解对方造成的侮辱，又有保护自身尊严的功能。应该说，这种调侃的形成是很自然的，并不是痞子的专利。但由于这种调侃对自认为很体面的人也无情地嘲弄，于是一种自尊和另一种自尊便抗衡起来，王朔成为人们眼中的披著文化外衣的“痞子流氓”。一种本能的反抗，和小孩调皮捣蛋差不多的把戏，却惹得大人们生气了。
有人问王朔：“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名利了。”王朔答。就写作本身而言，王朔是个作家，但是他又不是人们心目中所设计的那种作家：人格多伟大，道德多完善，行为多文明，是人类的楷模，灵魂的工程师。他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尽管如此，他对文学的贡献仍不可抹煞。他写了社会边缘上的人，以往，游手好闲为社会不允许，每个人的社会位置都非常明确，新时期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生活的改善，社会空气的缓和，职业的划分已经不是“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简单的四大样，很多人生活在社会边缘。过去中国的中产阶级，依附在权力阶层，由政府、军队、官吏中的一些人士构成，改革开放前，这些人在政治上有很强的优越感，经济状况又是中等偏上。而改革开放后，这个阶层逐渐瓦解，他们中的很多人有巨大的失落感，经济上的优越被私营者代了，政治上的优越感又很模糊，他们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又没受过太多的教育，社会位置急剧变化，青年中的佼佼者不再是他们，社会位置的提升和知识成正比了。初期是小商小贩打腰提气，现在是受过教育、有能力的人扬眉吐气，每个作家不可能写尽社会中的各色人等，只能写熟悉的人，就像有些人熟悉农民、知识分子一样，王朔对“边缘人”的了解，使他的笔下都是这一群人。
母亲是一名医生，父亲为解放军政治学院教员，虽非是书香门第，但家境小康，他的家庭，正是北京典型的市民家庭（这种出身对与他以后在作品轻车熟路地描写北京市井生活有极大补益）。王朔幼时所住的是一个军区大院儿，孩子们每天所做的不过是分伙打仗一类的事情，但那个自由的时期给王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后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曾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写的就是那时的感受。王朔少年时就读于韶山中学，在学校并非一个顽劣的学生，甚至曾经怀着"匹夫有责"的信念参与了1976年的"四五"事件，在其中虽然算不上威武不屈的英雄人物，但也曾为此被关押了三个月时间。
1976年夏，王朔高中毕业后到山东参军，像在《动物凶猛》中他所记述的那样，他渴望战争，希望成为英雄。然而在部队中他并没有成为一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操舵兵"、卫生员甚至帮厨。1978年在大学恢复招生的时候，王朔兴起了报考文科的欲望，于是开始练习写作文，期间偶然将习作投往《解放军文艺》，居然中选，这便是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等待》。《等待》是一篇时代印迹很浓并且颇为稚拙的小说，文笔还很学生腔。然而在1978年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当时，它无疑是清新可喜的，而且它的一投中的，也分明显示了王朔的创作潜力。
此后王朔又写过几篇部队题材的作品，但反响均不大。其间他曾经试图经商，但似乎流年不利，不但没赚到什么钱，倒是体验了许多被骗的心情。这一段致力赚钱的经历，后来被记录在《橡皮人》（曾被改编为电影《大喘气》）和《许爷》等作品中。
经商不成，无所事事之中他又开始进行创作。商人的视角使他知道什么
